叶檀：很多大城市，其实就是大县城！

县城和都市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它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资源互换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县城出劳力，出人手；都市出政策，出环境。双方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互助互利。

早年看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时，我对那个窝窝囊囊的主人公小林特别感兴趣。乡下的亲戚到城里玩，住在小林家时，对门的印度女人就说过，“看他们家那土样，一家子农村人”。

对于那些业已存在的城乡差距，那种大都市和小县城之间的落差，我总是很感兴趣。书里有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老家如同一个大尾巴，时不时要掀开让人看看羞处，让人不忘记你仍是一个农村人。”没办法，谁让小林是个凤凰男呢。

1995年，根据作家刘震云的两部中篇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改编的电视剧《一地鸡毛》中，陈道明饰演在机关工作的小林。图/《一地鸡毛》剧照

“乡下人往城里走”，总结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人口流动趋势，这是句通俗的归纳。在如今的北上广深，你和外乡人（或者叫外地人）之间的联系几乎无处不在：点个外卖，call你的是外地手机号；寄个快递，一个个外地口音询问你通信地址；买个蔬菜，摊铺都是以家乡省份为阵营做生意；在CBD咖啡厅里喝个东西更不用说，周围所有人都在使用普通话，方言算是彻底无用武之地啦。

我们可以试着给在大城市打拼的外地人分个类：一类是由服务业带动、前来城里务工就业的外地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从事低端服务业，文化水平不高；另一类是接受良好教育后，在城里觅得工作机会的所谓“中产阶级”。这两类人的起点在县、乡、镇，但他们都在一个共同的大平台里，为城市的发展出力。

但如今的人口流动趋势也悄然发生着改变：乡下人不再那么一股脑地往城里闯了，他们更加理性，对城市的态度也更加谨慎。现在大城市里纯粹打工的人在减少，因为回流乡村的情况也普遍。不信你看看珠三角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最终都会回去。因为什么呢？最主要是因为户口。

上世纪90年代，“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响彻全国。务工者如潮水般涌入广东，而广州火车站则成为直面潮水的第一道闸门。图/网易

提到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提户口。对于无资金、无技能和无背景（以下简称“三无”）的人来说，户口绝对是比天还高的门槛。那些户口限制越多的城市，城市资源和地位也越高，融入的门槛自然也就高，比如北京和上海。实现从县城到北京、上海的进阶，难度堪比移民。一个“三无”人员想在北京、上海扎根，彻底融入当地的文化社会生活，可以说是在国内进行一次“身份进阶式移民”。

城市不同，文明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对于县城人来说，融入城市的难度自然也就不一样。很多北方城市的发展还是走农业经济的路，而江南、华南很多城市的商业文明程度已经很高，甚至不逊于国外发达城市。

我在很多文章里谈过中国目前三大城市群的异同。《北京周边穷邻居，上海周边富亲戚？》这一篇提到京津冀和长、珠三角内部城市群微妙关系的异同：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市场内生的庞大城市群之外，京津冀显得比较不同。与发展和创造“富邻居”的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北京如同巨大的吸管仍在鲸吞各类资源，这导致人财物源源不断涌入北京。

但我不同意“县城对城市作出巨大贡献”这个说法。县城在为城市输送人才的同时，那些从县城飞向更广大世界的人，也在享受着城市化带来的红利和资源。换个角度看，绝对的贫穷产生绝对的地位，很多东西是不能一言以概之的。好的城市化，是大中小城市相互配合、各司其职，而不是讲究谁贡献得多，谁占的便宜更大。

让县城强势产业延续到城市的现象很早就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城市的经济产业规模，都是以县城为单位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我对江浙经济关注得比较多，那时候浙江永康的五金是全国有名的，山东寿光的蔬菜外地人都会过去批发，很多浙江海宁人也背起行囊去外地做皮革生意。这种对外输出强势产业或者某个领域的新鲜理念的方式，在城乡融合的进程中一直延续至今。

在这过程中，县城和都市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它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资源互换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县城出劳力，出人手；都市出政策，出环境。双方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互助互利。

县城和都市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主次地位？这个讨论毫无意义。其实国内很多所谓大城市，到如今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发展阶段。很多大城市就是大县城，外表光鲜漂亮，却深陷自身发展的桎梏。

刘姥姥进大观园虽然洋相百出，但却给沉闷的朱门带来了欢声笑语。这和“县城”与“都市”的关系惊人一致。图/87版《红楼梦》

这和《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是一个道理：“刘姥姥”和“大观园”的发展阶段固然有差距，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两者都难逃封建思想和小农经济的束缚，并不是说大观园就代表更为先进的商业文明。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点。

而在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就很少有这种问题存在。日本东京或美国西部的某些乡村，那里的发展模式也是商业化的农村经济，发展前景和富裕程度甚至高过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