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监管协调 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

近日，央行官网发布了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撰写的署名文章——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文章系统分析了金融风险的现状、成因及防控原则与措施，引发广泛关注。

周小川称，当前的金融业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并指出了当前金融业面临的宏观杠杆率较高、信用风险有所增加、影子银行等三大风险。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称，自2013年“钱荒”起，金融风险事件发生频率上升、联动增强。不过2016年以来，治理工作积极向前推进。目前来看，金融去杠杆初见成效；局部领域的风险得到控制；汇率趋于基本稳定，资本流动相对平衡；银行不良率原地踏步；债券违约也处在较低发的水平。

理论上说，任何经济体都有可能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过多位受访人士均认为，未来中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不大。“整体来看，我们金融业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稳健的，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称。

周小川10月14日在华盛顿表示，中国政府有能力和信心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保持经济健康、稳定运行。

金融风险易发高发期

相比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业无疑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

周小川称，当前存贷汇、债券交易等传统业务合规稳健，与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业存在的账外经营、挪用客户资金、乱集资等混乱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金融业已发展到了更高层次的市场准入，以及更广泛参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阶段。

他同时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

“中央相关文件及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对相关风险进行了提示。主要包括银行不良、影子银行、个别地区的房地产泡沫、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及打着金融创新名义，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新金融等。”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称。

宏观层面来看，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现在，中国需要将杠杆率降下来。”周小川在2017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表示。

微观层面而言，信用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我金融体系健康性的信心。近年来不良贷款有所上升，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此外，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

理财业务多层嵌套，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存在隐性刚性兑付，责权利扭曲。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快速发展，部分实业企业热衷投资金融业，通过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赚快钱。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少数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鬼”合谋，火中取栗，实施利益输送，个别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金融投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尚不到位。

此前，周小川也指出，未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融委”）将重点关注：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四方面问题。

值得说明，为防控金融风险，“一行三会”先后采取系列举措，目前来看取得了一定效果。宏观层面，今年初以来中国已进入去杠杆进程，M2增速持续多个月低于10%。整体杠杆率开始出现下降。虽然幅度不大，但趋势已经形成。

微观层面，银行不良基本止步、债券违约风险发生频率有所下降。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业人士表示：“总体来看，银行业的资产质量确实在变好。而且随着‘三三四’检查等一系列监管政策的趋严，隐匿不良的方式得到遏制，反映出现的数据更加真实。”

此外，11月6日，国际评级公司穆迪表示，2017年上半年，中国广义影子银行活动停止增长，名义GDp增速自2012年以来首次超过影子银行增速。影子银行占GDp的比例从2016年86.5%的高点降至2017年6月30日的82.6%。

“系列政策我觉得还是有效果，当然也需要观察，比如地方政府举债可能会通过一些更隐蔽的方式，比如变种的产业基金、ppp等，监管和市场在不断博弈。”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称。他认为，目前金融风险主要两方面：一是房地产，二是地方融资平台。

“接下来，我觉得要重点关注：混业经营、综合经营的问题。比如所谓金控公司和产业资本向金融渗透问题。集团公司控股一系列金融子公司，但相互之间明显缺乏风险防火墙。”连平称。

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

中信证券研究部肖斐斐、冉宇航认为，防控金融风险需要一方面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如引导金融机构脱虚向实、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以开放倒逼改革；另一方面完善金融管理制度，如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下称“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监管的统筹协调。

“监管方面，主要的政策方向就是统筹协调，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就是要发挥这个作用，原来的‘一行三会’在各条线监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监管统一、协调性方面还有不足，所以就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统筹协调。”连平称。

统筹协调主要分为：统筹协调中央监管部门；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统筹协调持牌机构监管和非法金融取缔；统筹协调监管权力和责任等方面。

“坚持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周小川指出。这是继央行行长助理刘国强、央行副行长易纲后，对“凡是搞金融都要纳入监管”概念的再强化。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陆书春直言，从监管方面讲，当前监管强调所有的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抓住了互联网金融的本质，这个方向非常正确。

加强统筹协调之外，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也是完善金融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

IDF（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表示，突出强调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是由我国目前经济金融运行的态势要求的。

杨凯生认为，我国最近几年CpI并不高，物价基本稳定，但各种形式、大大小小的金融风险事件还是出现了不少。这就提示我们除了需要依靠货币政策来调控金融运行，保持物价稳定之外，除了在微观上要对各个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运作方式实施监管，努力促使其依法合规之外，还需要从宏观层面上增加对金融业整体运行态势乃至风险偏好的关注和监管。制定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有利于调控金融运行的顺周期现象，有利于控制跨市场、跨产品、跨机构的风险传染和扩散，有利于弥合各监管部门之间由于分工不同而形成的缝隙。

易纲称，宏观审慎框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并于2016年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二是将跨境资本金流动纳入MpA；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核心是形成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