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经济发展新典范

小城市带动未来大增长

得益于更宽松的户口政策、日渐紧密的经济一体化以及更高的消费潜力，笔者认为，中国三四线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的卫星城）相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增长已经迎来拐点。未来10-15 年，在中国经济向以消费拉动为主导的转型过程中，预计三四线城市将贡献全国私人消费增量的2/3。这给大湾区等城市群发展模式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首先，卫星城将变得更大。此前由于严格的落户政策及高企的房价，一线城市的年均人口增速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仅为1.5％，较2006年至2010年的5.1％显著下滑；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速同期也5.1%降至4.2%。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四线城市的人口增速则保持坚挺，2006年至2016年维持在3%左右，尤其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增速显著。接下来的10-15年，笔者认为三四线城市的人口增速将继续高于一二线城市。理由如下：第一，国务院已放松三四线城市的户籍制度并逐步取消城市 / 农村户籍差异，而一二线城市的户籍制度持续收紧，这意味着新的城镇化进程将主要集中在小型城市；第二，因为生活成本较低，小型城市的自然生育率也更高。预计2017年至2030年间80%的新增城市人口将流向三四线城市。

其次，三四线城市的居民将变得更富有，收入水平向一二线城市靠拢。预计到2030年，三四线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从如今的4500美元上升至近8300美元，从而将与一线城市的收入差距从 45％降至36％。卫星城居民的消费力将逐渐向中心城集聚。

较低的起点收入水平意味着更高的边际生产率和更快的增长率。美国各州和欧盟各国在过去都经历了收入收敛。

最后，三四线城市市民将更“敢花钱”。在更合理的房屋价格、较高的储蓄率、户口制度（及相关社保福利）的灵活性背景下，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高，消费率有更大的上升空间。相比之下，一线城市（包括广州、深圳）高房价的财富效应在数据上的佐证很少，也许和非业主不得不为未来购房预防性储蓄有关。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总体仍处于可负担水平，房价收入比平均为6倍，远低于一线城市的 15倍，支撑了“敢花钱”的消费倾向。

粤港澳大湾区应势而生

上述宏观背景之下，中国的城市发展规划思路也在积极转变，“城市群”的新发展策略，给三四线城市的经济带来政策红利。

过去20年，中国城市人口剧增3.8亿，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然而，污染、交通拥堵、高企的房价和地价正侵蚀着一二线城市的发展空间，甚至降低它们的竞争力。为了突破这些瓶颈，城市发展模式需要向城市群转变——即中心城市通过高效的大型公共交通网络连接周边卫星城（直线距离在70公里之内），形成紧密联通的经济体；每个卫星城可拥有特殊的定位，并承担部分低附加值的产业； 而中心城市则主要承载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

在此宏观背景下，政府正在出台一系列促进区域发展再平衡的政策，其中典型代表就是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宣布建设广东大湾区。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香港出席《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揭开了大湾区的发展新篇章。根据官方规划，大湾区由九大城市、两大特别行政区组成。“九城”分别为广州、佛山、深圳、惠州、东莞、珠海、中山、江门；“两区”为香港和澳门。

广东省计划在2030年将境内城际铁路总长增加3倍，而根据东京城市圈的经验，卫星城的发展十分依赖铁路交通的发展。同时，200年起建的港珠澳跨海大桥很可能在年内完工，将香港和珠海之前的陆路交通时间从3小时缩短为30分钟；2016年起建的深中大桥也将于2024年完工。此外，4G移动网络以及智能手机等新技术的渗透（广东省的通信网络发展程度及智能手机渗透率均居国内前列），还将促使经济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转型。举例来说，移动支付和打车软件在大城市诞生后不久就已广泛应用于卫星城市。

城市群有三大主要优势。首先，由于部分经济活动转移至卫星城，往返大都市中心的通勤需求将下降，交通拥堵有望缓解。其次，轨道交通将成为主流，与传统交通方式相比更为节能环保。再次，如果中心城与卫星城之间的相对位置得当，城市群整体的相对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举例来说，珠三角东部地区因电子信息产品供应链闻名，而西部地区则强于家用电器生产。上下游产业紧密分居珠三角两侧，配送时间缩短，从而增强地区整体的竞争力。

可以预见，规划将极大地促进该区域三四线城市的发展，从而推动大湾区整体突飞猛进。预计大湾区人口在2030年前将增加1800万，大部分集中在总人口为3000多万的七个卫星城。

他山之石

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显示，城市群内的人口增速往往高于全国人口增速，而其中卫星城的人口增速也高于中心城。

例如，旧金山湾区，以及东京首都圈的人口增速，在过去数十年超过其国家整体增速。同时，在旧金山和东京的人口数量达到某个临界值后，卫星城的人口增长又强于各自的中心城。这个趋势由三个因素促成：（1）中心城与卫星城之间有更好的基建联通；（2）中心城房价上升，促使人口部分回流至卫星城；（3）政府的引导，如1959年日本制定通过的《首都圈建成区内工业等限制法》，严格限制在东京市内新建和扩建工厂。

东京首都圈的人口总量、密度和占地面积与粤港澳大湾区均较为类似。回顾历史，东京首都圈根据《首都圈整备法》成立，由东京都、关东区六县及山梨县组成。战后东京市人口快速增长，而无规划的发展、恶化的生活环境和交通状况成为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首都圈建成区内工业等限制法》在1959年通过，限制东京市区内新工厂和大学的建设。1965年起，得益于高效的铁路网（特别是前一年的新干线开通）和政府规划，周边卫星城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过东京。东京市人口增速放缓， 而周边地区的人口持续扩张，形成“甜甜圈效应”。此后，由于污染显著改善，同时空心化和其他问题浮出水面，《限制法》在2002年被取消。2016 年，东京首都圈总人口4360万，占地36890平方公里，以全国9.8%的土地面积承载了34%的人口、38%的国内总产值，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区。

综合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政府政策支持和国际经验，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有望蓬勃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城市群，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在大湾区之内，三线城市的发展将最有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