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叙事 边疆气质——读潘灵中篇小说集《奔跑的木头》

◆杜福全

中篇小说集《奔跑的木头》，收录了云南作家潘灵近几年呕心沥血创作的5篇中篇小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列为“当代名家精品珍藏”书系出版。这5篇小说先后首发于《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大家》等刊物，其中《一个人和村庄》《奔跑的木头》《偷声音的老人们》等篇目相继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全国知名刊物转载，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赢得读者好评。

潘灵是一位以讲故事见长的作家，深得“小说就是讲故事的艺术”之道。综合考察他的小说文本，不管是早年安身立命的长篇小说，还是近年主攻的中篇小说，或者是偶尔为之的短篇小说，都有一个悬念迭出、扣人心弦的故事。他的小说，融合了现实主义和魔幻主义的叙事风格，借鉴了电影中视觉和结构方面的技巧，使故事的发生和演进呈现出生动场景感和强烈的画面感。同时，潘灵也深知故事不是小说的道理，以一个作家敏锐的视角，洞察和审视当下社会和现实生活，关注时代变迁和世道人心，探寻世相百态和人性隐秘。潘灵认为：“一个小说家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得了解中国，就得知道中国人民的所思所想所为。时代正在突飞猛进，变化乱花迷眼，脱离现实、拒绝把目光投向当下，就会被时代无情抛弃，作为小说家就会‘失语’，就会灵感枯竭。”他讲述的故事，不仅耐读而且耐人寻味，让人在享受阅读快感的同时，忍不住去回味、去反思和警醒。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城镇化似乎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然而，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的熏染和洗礼的古老农业国家来说，这条必由之路的行进过程无疑是曲折而漫长的。这里的曲折和漫长，不是简单的指向高楼的崛起和物质文明的丰富，而是指人的生活习性的改变和精神世界的接纳。潘灵在《一个人和村庄》这篇小说中，以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宁死也不愿被时代潮流裹夹而行的孤胆英雄——放羊人包伍明形象。包伍明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生存技能，曾在外漂泊多年，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回到垭口村牧羊为生的他，执拗地坚守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村庄，成为一个没落的村庄最后的“守墓人”。在这篇小说中，作家敏锐地察觉到，在城镇化进程中，那些传承了几百年、上千年的乡土文明和传统价值体系，正在崩溃甚至消失。扔下500元让包伍明替他埋葬父亲的陈光宗；带人挖走村里的银杏树还打了包伍明一顿的肖三儿；拿钱让包伍明为他照顾祖屋后再也不闻不问的尹小贵；回乡祭祖却找不到父亲坟墓的风尘女子阿莲……这些离开了又回来，回来了又离开的人，都企图用物质买断自己与村庄仅存的一点根脉联系。在小说的最后，包伍明在垭口村自导自演了一场一个人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村庄暗淡的背景上画上一道彩虹，将村庄的孤独和人的孤独推向了极致。在这个据说每天都有村庄消失的时代，《一个人和村庄》写出了村庄守护者最为悲壮的历史挽歌。

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对乡愁的抒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在大量小说、诗歌、散文作品中可以窥见一斑。实际上，面对这一具有集体记忆的文学母体，想要在创作上取得新的突破，写出新的境界，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潘灵的中篇小说《偷声音的老人们》，是众多抒写乡愁的文学作品中的一篇翘楚之作。故事以市郊移民安置新区邵女坪社区的麻脸大、疤老二、陈三爷、许老四、聋五叔5位移民老人组成的“5人自救小组”，半夜三更去望城人家偷录公鸡打鸣的声音被抓到派出所接受审讯一事，拉开故事的序幕，为我们打开一扇进入乡愁世界的声音之门。小说塑造了一个个形象鲜活、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藏着一个隐秘的故事。这个乡愁故事的时空跨度长达60年之久，表面看来似乎有点天马行空，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在推进故事发展的过程中，作家围绕“声音”（乡愁的声音和历史的声音）这一线索，处处都在布置暗线，悄无声息地搭建起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无形中隐藏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形成了推动故事演进的内驱动力。这个震撼人心的乡愁故事，展示了作家曲径通幽的洞察能力和独具匠心的故事构建能力。评论家张丽军认为：“潘灵《偷声音的老人们》是新世纪乡土文学中的优秀‘移民文学’，是对‘声音的墓碑’、被遗弃的乡土文明的杜鹃啼血般深情召唤，传递出了具有人类学意义的‘中国乡愁’。”

作为生长于云南的作家，而且又是少数民族（布依族）作家，云南多元多彩的民族文化为潘灵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资源。在民族题材小说《奔跑的木头》中，潘灵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乌蒙山区金沙江沿岸彝族末代土司的奇幻故事。故事中的两个主角，一个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双腿瘫痪、年轻貌美的新任彝族土司吉联阿喜，一个是呆若木头却又天生神力、不知疲惫、英勇无畏的仲家小伙木头，他是吉联阿喜土司的“背脚”。就是这样两个有着族别之分、身份之别、地位悬殊且都身带残疾的年轻人，在金沙江沿岸这片封闭而神秘土地上，围绕着土司头目之间的权力博弈、利益纷争和恩怨情仇，演绎了一段斗智斗勇、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对彝族的土司制度、神秘的毕摩文化、奔放的山川风物进行了极具浪漫色彩的抒写，展示了独具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充溢着野性、古老、神秘、朴素的边地人文气息。

一个作家的文学版图，跟他成长的记忆、脚下的土地、生活的环境，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他的文学想象和故事构建，会不自觉地围绕熟悉的故乡、村庄、城市，以及熟悉的山川河流、自然风物、人文景象来展开，从而构筑起一个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学世界。当然，作家笔下的这个地域，既是现实中的地理空间，也是虚构的叙事空间，但它已经不是一个自然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学地理学的概念。这个文学地理学上的地域，被作家视之为文学创作的根据地，被作家不断赋予其新的含义。

潘灵说：“我关注民族文化，其实就是关注自己，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各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亮丽的风景，这就是云南文化的丰富性，作为作家，要看到这种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创作的初乳，哺育了我们，给予我们精神养分。要写出一个生机勃勃的人间，就不能忽视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潘灵把滇东北和滇西这两个区域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根据地，在写作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精神的原乡。滇东北是他的故乡，那里有他成长的记忆，嵌刻着他的文学初心。而滇西的保山和腾冲，则是潘灵曾经挂职的地方，并以那里的新农村建设和玉文化为背景，创作了两部极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泥太阳》和《翡暖翠寒》。“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最大的不同，有气质和思维上的。少数民族没有汉民族那么多的文化负累、那么多传统的束缚，写作会更自由和奔放一些，在思维上处理问题的方式、看待事物的眼光也会有不同，这样在文学上呈现出来的，也有了不同。”潘灵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意识，在其文学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

可以这样说，正是滇东北、滇西乃至整个云南这片色彩斑斓的土地、逶迤磅礴的群山、肆意奔泻的江河、原始野性的丛林、神秘多姿的民族文化，孕育了潘灵小说开阔奔放、自由坦荡、传奇神秘的边疆气质，在纷繁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了个性鲜明的辨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