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文玲：5.5%左右的经济增速，政策内涵相当丰富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部署2022年重点工作，明确了经济增长目标。“5.5%左右的增长速度，内涵非常丰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文玲日前接受《中国房地产金融》专访时这样表示。

陈文玲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作为国家智库专家，她多年来参加了中央、国务院一些重大文稿起草。从1999年到2008年，连续10年参与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理讲话和每年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2013-2017年作为《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参与起草研究和讨论。

陈文玲建议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让生育有理，生育不受损，将生育问题纳入保障房体系；她认为新模式+长租房+保障房，可以起到托底的作用，房子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治理结构与人口结构的问题，还是中国长久发展问题。

在陈文玲的话语体系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透露的信息量非常大。在陈文玲看来，政策发力适当靠前是打持久战、未雨绸缪的战略谋划；财政政策非常积极有效，好钢使在刀刃上；美联储加息，中国货币政策就更要稳；5.5%左右的经济增速，体现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一、5.5%左右的增长速度，政策内涵相当丰富

《中国房地产金融》：陈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专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增长目标被定为增长5.5%左右，这个数据透露出什么样的政策信息？

陈文玲：我觉得透露的政策信息，最主要就是8个字：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第一，去年GDP增速是8.1%，2020年增速是2.3%。8.1%是在2.3%基础上增加的幅度，两年平均和2019年比增长了5.1%。5.5%左右的增长速度比5.1%提高了0.4个百分点，我认为，这体现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第二，5.5%左右的增长速度是中国的主动作为。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114.4万亿元人民币。比前年绝对量增长了13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2.3万亿元，增量相当于世界上排名第11位、12位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近几年中国年均增长7%左右，2019年GDP增长是6.1%，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经济增幅数字在逐年下降，但是绝对量是在逐年上升，而且是快速上升，规模不断扩大。

第三，5.5%左右的增长速度和历史上比较，到底是什么水平？增长5.5%，实际上相当于5年前增长7.4%，相当10年前增长10.5%，因此，还是中高速增长，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保持高速增长已经40多年了，如果保持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再有10年的时间，中国的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就持续了半个世纪。

5.5%左右的增长速度，内涵相当丰富。世界格局特别是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风险和挑战骤然增加，国内也面临包括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加上国际经济复苏极其脆弱，经济格局发生了非常重大调整。新冠疫情还没过去，俄乌冲突风云突起，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能够稳住，而且还有中高速增长，我认为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中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从2008年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连续十几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中最大的增量，占增量的比重最高，中国去年占世界经济增量的25%，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平均占世界经济增量的30%左右。

可以说，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世界极其脆弱、极不稳定、极其不确定性情况下的稳定之锚。中国的稳表现在经济稳、增速稳、社会稳。今年政府确定5.5%的增幅，不仅是给中国人民增加信心，可以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对未来有个明确的预期，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稳定的力量、增长的力量和前行的力量。

二、适当靠前是打持久战、未雨绸缪的战略谋划

《中国房地产金融》：与往年相比，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何特别提出，“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及时动用储备政策工具”，您认为，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陈文玲：为什么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第一，我刚才讲了世界格局（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演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大变局的序幕已经拉开，现在整个世界处在动荡之中，我们面临外部的压力加大了，比如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高通胀的压力加大，中国去年CPI增速是0.9%，低于很多国家，中国在低通胀基础上实现了高增长，其他很多国家去年通胀也是非常严重的，美国去年四季度平均就7%以上了，今年1月份7.5%，2月份7.9%，创了1982年以来40多年以来最高通胀水平，欧洲的通胀水平也非常高，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包括石油与天然气都在上涨，粮食价格也在飞涨。

外部经济上的压力实际上在不断向国内传输，政策要适度靠前，应对国际上的风险，包括输入型通胀风险、输入型金融风险、输入型价格风险。还有外部环境变化，要打足提前量，早做准备。在政策方面要做好预案，我理解这是第一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国内经济实际上也面临着很大挑战。包括中央提出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也要求我们政策适度靠前，转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这应该是最重要的。

预期实际上比直接投资还重要，预期来自什么？预期来自政策引导，来自人们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和未来可预期的前景。前几年积累的矛盾仍然在，比如说，前几年中美贸易战积累的矛盾依然还存在，供应链与产业链冲击的问题仍然存在，中美的科技战美国对中国几百个企业的制裁，现在仍然没有取消，这些积累的问题仍然存在。

另外中国自身的结构需要优化，需要补短板，中国经济存量问题和短板都还没有真正解决，政策适度靠前，实际上也是问题导向，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才能真正保证经济能够稳步增长。稳中求进，稳中才能有所提高，才能有所优化。

第三个层面，政策靠前，就是面向未来，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每一年每一步的谋划，都要向这个总的目标迈进，是要做好当前的工作，保障实现总的目标。因此，每年都有一个适度靠前的问题，适度靠前既是针对当前，也是针对未来中长期目标。我个人认为适度靠前，它具有中长期打持久战未雨绸缪的战略谋划，又有解决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以应对挑战的迫切需求。同时，我们也受到外部的围堵和影响，忧患意识也是适度靠前的最重要动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适度靠前的最基本的要求。

三、财政政策非常积极有效，好钢使在刀刃上

《中国房地产金融》：今年赤字率拟按2.8%左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近9.8万亿元，增长18%为多年来最大增幅。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这对拉动投资与扩大内需，是否很关键？

陈文玲：我认为非常关键，这也体现了我们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政策适度靠前，实际上现在是几大政策，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来了，7个方面的组合拳，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结构政策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的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这说明我们国家治理能力越来越强，运用各方面的政策杠杆撬动经济发展的能力越来越强，尽管确实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当时提出来有一些政策叠加会产生合成谬误，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一旦发现偏离了发展轨道，政策调整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除此以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几大政策：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组合一起，可以对经济能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今年财政政策中，财政赤字率实际上比去年降低了，去年的财政赤字率是3.6%，今年是2.8%。但支出的方向和结构性在优化，比如说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1.5万亿元，地方转移支付达到9.8万亿元了，比如说发放地方债3.65万亿元，实际地方债是起到撬动作用的，这就保证了一些超前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能够继续推动，抢占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制高点。

今年财政政策还增加对企业退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要增加抵扣退税，全年安排了1.5万亿元，全部直达企业。这个政策很接地气，退税的钱不是让你浮在账面上的，也不是留到政府机构，而是全部直达企业。财政政策操作的方式发生非常大的调整，我认为今年财政政策既有结构性调整，还有包括退税方法的调整。

今年强调财政政策要积极有效，支持战略性科技力量，支持高技术发展，支持智能制造，增加的研发经费，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这些政策都是好钢使在刀刃上，都是促进国家不仅是要度过当前困难，解决当前问题，也要面向未来，奠定未来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样的财政政策就是好的财政政策，是能够产生乘数效应的财政政策。

四、美联储加息，中国货币政策就更要

《中国房地产金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如何解读？

陈文玲：我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持都应该是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共同发力。

货币政策对于企业来说更加重要，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制造业，这也是货币政策主要方向。

现在选择货币政策，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是什么？美联储从3月份已经开始加息了，今年美国由于高通胀压力，还有高债务的压力，有可能加息在4次以上。美联储官员预计可能达到6-7次，那么到今年年底美联储的利率会达到2%左右。美联储加息会引发世界金融动荡，一些国家可能会出现美元荒，美元可能也会从前些年的流动性泛滥，到出现全球性流动性紧张。加上俄乌战争，一些国际资本流向到美国市场避险，与此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机会，因为中国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市场稳定，避险资金也在向中国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就更要稳。

货币政策的稳，一方面必须规避国际市场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样，要结构性优化。我个人认为，货币政策要更加稳健，更加有效，货币政策实际上也是一种杠杆。在某种程度上，杠杆如果使用不好，就是杀手锏。诸如很多中小企业贷不上款，特别是疫情中，资金链断裂，大批企业倒闭，这说明一旦资本供给侧出现问题，会给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带来重大冲击。

中央关于货币政策的部署，实际上就是要优化资本供给结构，扶持困难企业。巩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使实体经济和一大批中小企业扩大吸纳就业能力，能够度过疫情缓过劲来加快发展。

要刺激需求，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中小企业是吸引就业的主体，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创新最饱满的一个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1月1日在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的时候提出“56789”。其实7就是创新，民营企业的创新占中国创新总量的70%，税收占到50%，GDP占到60%，创新占到70%，就业占到80%，企业数占到90%，这么大体量的民营经济，实际上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人数是最多的，支持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实际上就是保市场主体，保民生。

再一个支持实体经济，还是保制造业，制造业为本，实体经济为本。我觉得货币政策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新模式+长租房+保障房，可以起到托底的作用

《中国房地产金融》：今年提出“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新模式+长租房+保障房，对房地产市场是否能起到托底的作用？

陈文玲：当然可以起到托底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了“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这一句是过去从来没有提过的。我理解“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实际上要保障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持续发展，不能让其大起大落。前些年在房地产发展特别快的时候，所有资金都涌到房地产，等到遇到发展瓶颈、受到制约的时候，所有的资金又撤离房地产，造成资金链断裂，这两种极端情况都不利于房地产发展。

所以，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就要构建结构合理的房地产市场结构。租购并举，购，人们已经养成习惯了，租，还没有形成长租房市场，特别是还没有形成规范的长租房市场，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规范市场。

其实在有些大城市，比如北京与上海，租房价格上涨比买房的价格上涨还快，中产阶层或者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群体虽然挣的钱挺多，但是要让他按现在的房价买房，也是买不起的，他在这样的城市生存，第一支出就是房租。如果长租房市场能够健康发展，房租价格能规范管理的话，就可以稳定一大批在城市里就业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就是具有知识和技能的，能有相对高收入的群体。现在出现了相对高收入群体由于住房问题成了贫困群体，既买不起房又租不起房，是最尴尬的一个群体。另外，没房连婚都不结，结婚了连一胎都不愿意生，看起来是一个孩子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与房子紧密相关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治理结构与人口结构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长久发展的问题。

推进保障房建设，如果建立像新加坡那样的公屋制度，一大批在城市就业的高知人群、高技能人群、科技和学术领军人物等，让他们有房住，没有后顾之忧，这是对人才的一种保护爱护和保障。看起来是房地产市场问题，但是房地产市场关系到就业人群，关系到就业人群的结构优化。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形成有利于房地产市场持久发展、健康发展的供给体系。

六、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让生育有理，生育者不受损

《中国房地产金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对于养老与生育，您有何建议？

陈文玲：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问题，养老是现在和未来的大问题。其实对于老年人的年龄界定，我是有点不同看法，现在60岁以上就叫老人了，按联合国的标准，老龄化标准是往后推的。

联合国年龄划分新标准，未成年人为0至17岁；青年人为18岁至65岁；

中年人为66岁至79岁；老年人为80岁至99岁；100岁以上的为长寿老人，这将人类的衰老期推迟了数十年，这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抗衰老意志将产生积极影响。我国目前的人口年龄划分，还是按照1994年以前国际对人口问题通过划分标准是三个年龄段：零至14岁为少儿；15岁至64岁为劳动力人口；64岁(中国60岁)以上为老年人。

关于年龄的划分，我个人认为应该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来划分，实际上有一批60-79岁的人，还是有效劳动人口，可以再就业，特别是一大批高知人群，包括科学家、院士、企业家、公务员等，如果60岁以后就什么事都不能干，只能是“老有所养”，这是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特别是把国家和自己通过多年培养历练形成的不可多得的资源会浪费掉。不同人群的健康状况不一样，不能按一个年龄统一划线，只强调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更要强调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然后才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依。

按照原来的人口年龄划分标准，老年人群已经达到2.62亿人，这也是非常庞大的群体，确实需要做出预案，一方面老年人群体迅速扩大，中国人口结构未富先老，另一方面人们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几年基本上持平，去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现在的问题不是生不生三胎的问题，是一胎也不生的问题，是不结婚的问题。民政部的统计数字，现在适龄年龄青年没有结婚的，剩男剩女已经达到2.4亿人，和老年人群差不多。这么大一个群体，连结婚都不结婚，不结婚哪来孩子？

因此，我们要一手抓养老问题，一手抓中国人的人口繁衍问题，总不能像法国、德国这些国家，放开国门引进其他国家的人，中国人也不是没有生育能力，北温带是最适合人口繁衍的区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等等，这些是非常好的政策举措。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生育问题，还是要从长计议，整体设计，多措并举。

特别是应该增加哺育下一代的责任感，要回归中国传统价值观，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育是对人类负责，是对家庭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要促进正确的人口繁衍价值观的回归。

第二，应该延长生育照护期。可能各地都有不一样照护期，可以半年到一年，照顾孩子期间工资待遇不变，生育的时候，保证一年内照护这一段时间没后顾之忧。也可以增加男同志的产假，很多国家男同志可以有法定假日，在妻子产假期间可有照护假。

第三，刚才说的房子。多子女的房子，在没有条件购买的时候，将来可以提供多子女的保障房，比如说你生了一个小孩，可能是50平米，两个小孩可能70平米，三个小孩可能90平米。这就会解决因为没有房子不生育问题，现在好多人不生育是因为他自己都没房子，你让他生了小孩往哪弄？

建议是否可把生育问题纳入保障房体系？如果他没有条件购买，可以给他在长租房的租金补贴，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延长照护期，或者扣除专项，主要是针对现在有工作的妇女。还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女同志专职带小孩，如果有一个小孩的，自己家庭负担；如果两个小孩，国家帮助负担一个，视同给国家贡献一个劳动力，按就业给与一定工资报酬；两个小孩子以上按两个人的就业工资报酬，给两份工资或者两份补贴。

要全面解决生育中会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整体政策设计。调动生育的积极性，使之感觉生育光荣，生育有理，生育起码不受损。

现在急需解决生育问题。美国现在3.3亿人，生育意愿和生育率都高于我们，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中国了，今年印度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按照目前中国生育率，有专家预测，到2100年人口会锐减到7亿人，减少50%。作为一个14亿人大国，我们是从建国初期4.5亿人发展起来的，现在资源环境承载有限，不一定像建国后曾经一段时间一个家庭生7-8个小孩。但是起码要保证人种的繁衍，生育要有一个合理比例。我个人认为，一个家庭两个到三个孩子，是比较合适的。